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
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鞰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
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崄兮,历荥阳而过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
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祇之鉴照兮,佑贞良而辅信。
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嗛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
在汉安帝永初七年的这一年,我随赴任的儿子一起从京师迁往东边的陈留。时值孟春的阳春季节,选择了良辰吉日启程。早晨匆匆登车上路,傍晚时在偃师夜宿。告别了久居的京城,寄身于陌生的新地。
心里充满了悲伤的情怀,天亮时仍然无法入睡。情知是内心徘徊不前,又无法与命运抗争。手捧着酒杯思绪万千啊!感叹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实在是没出生在巢居击蠡的上古时代啊!只怕是再没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才力。姑且顺其自然、随同大流的趋势吧,听天由命等待命运的归宿。遵循崎岖的治国之道吧,想寻求捷径又能够听从于谁呢?就这样悄悄的从京师消逝吧,暂且让高傲的魂灵四处漫游。
一路上历经七个城邑,又遭遇了巩县的道路艰险。眺望了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景象,见识了成皋县著名的旋门壮观。翻越了一座座险峻的山岗,跨越了赫赫有名的荥阳城。在原武县匆匆歇脚用过午餐,当晚露宿在阳武县的桑林之间。渡过了封丘河水马不停蹄的赶路,暗自感叹着思恋的故乡越走越远。地位低下的人难免思念故土啊,自书的叙传里有详细的记载。
沿路前进走不了多久,就到了平丘县的北城边。进入名胜的匡郭之地忍不住思绪遥远,当年孔夫子遭受围困的情景如在眼前。那是个怎样衰乱的世道啊!难怪会有圣人被围困的事件。我久久地在站在那里惆怅徘徊,直到暮色降临而忘记回返。到了长桓县的地界,顺道察访居住在郊外的农民。目睹了蒲城县的古迹废墟,那里早已是荆棘丛生、灌木迷漫。我忧伤的向身边的人请教再三,思慕着子路当年的威望和神灵。卫国人都传颂他的勇敢和义气,到如今还无不称道颂赞。蒲城东南是贤能的蘧瑗的家乡,那里的老百姓也尊重他的坟地。
人世间只有美德永垂不朽啊!身躯埋葬了还有名望长存。典范的著作里赞美不绝啊,人们敬重的是美德和仁贤。吴国公子季扎说过:“卫国君子多而无患”,他的话不但可信而且还很灵验。后来的衰落导致了患难不断,于是那里衰败,再也没有兴盛。我懂得上天主宰着人的命运,从此就身体力行接近仁贤。勉励自己实行高尚的言行,对人应尽忠孝、善于宽恕。亲善正直而无怨无悔,让神明知道我的精诚。愿神灵审查并监察我的言行,保佑我真诚善良的辅佐之心。
下面是乱说:君子思考的问题,必定是称道的礼制;为何不各言其志,追慕古人呢?先父所到之处就会有佳作产生,虽然我才思不够敏捷,怎能不效法笔端?人世间的贫贱富贵是不能强求的啊!洁身自好、坚持正道,以此等待时来运转。长寿和短命在于天道,愚钝和聪慧来源相同。安心等待命运的安排,不管它是吉还是凶。敬业慎行不敢懈怠,牢记谦虚时刻反省。清心寡欲于平静,效仿孟公绰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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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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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昭之子曹成,曾为长垣长(县长)。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他们乘车从都城洛阳出发,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进入了今天的新乡地界。他们先是到了卷城县(今原阳县),在原武(今原阳县原武镇)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间在阳武(今原阳县城)的桑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经平丘(今封丘县黄陵镇),进入匡城县(今长垣县西)。进入长垣以后,她想起了历史先贤们在这里的故事:孔子当年路经匡地,被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围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后来却被冤杀;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为卫地的形象代表。田园,农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她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感受,仿照她父亲班彪写的《北征赋》写成了《东征赋》。上文是对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写作缘由的一种说法。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的金璐璐在《学术论坛》2010年6期发表文章称:“经梳理相关文献,对班昭《东征赋》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证明《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东征赋》的主旨不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而是欲以此赋诫子曹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负朝廷重托。《东征赋》在创作题材、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汉代女性文学的陈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文对本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班昭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落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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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