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愈待罪于斯,且半岁矣。
有区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来。升自宾阶,仪观甚伟,坐与之语,文义卓然。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岁之初吉,归拜其亲,酒壶既倾,序以识别。
译文
阳山是天下荒僻的地方。陆地有丘陵之险,虎豹之忧。江流汹涌湍急,横于江上的大石,陡直锋利如剑戟。船在江上行驶,上下颠簸难以控制,船破人溺的事故常常发生。县城里没有居民,官署里没有县丞和县尉。江的两岸,荒草竹林之间,住着十多家小吏,都是说话像鸟叫那样难懂,相貌与中原人不同。(我)刚到阳山时,言语不通,只好在地上写字,这样之后才可以把交纳租税的事情告诉当地人,要他们遵守约定。因此,宾客和随游的读书人,(到这里后)都生活枯寂无聊到了极点。我待罪在这里,将近半年了。
有个姓区的书生,向我表示愿意和我做朋友,从南海郡划船来到阳山。他从西阶上堂,仪表十分壮美。坐下来和他交谈,言辞思想都不一般。庄周说:“巡行于荒坟古墓间的人,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就觉得欢喜了。”何况像区生这样的人,难道是容易遇到的吗?他到我的屋里,听我谈《诗》《书》仁义的道理,非常高兴,好像有志于此。(我)和他一起在美好的林木下乘凉,坐在水边的岩石上,投鱼竿钓鱼,非常高兴,好象能摒弃名利,而不厌恶贫贱的生活了。正月,区生要回家探望他的父母,喝完了壶里的酒,(我)写了这篇序来记离别。
注释
方氏《举正》:“贞元二十一年春阳山作。洪庆善谓区册即区弘,考其始末,非也。” 魏本补注:“集有《送区弘南归》诗,说者谓册即弘也。其说见于送弘南归诗。区音欧,区冶之后,旧本作区,今本作欧弘,误矣。”此序写于贞元二十一年离开阳山前。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湖南道》连州管县有阳山县:“中上,西北至州一百四十七里。” 按:穷犹言天尽头耳。或因下文“陆有”云云,遂解为土地贫瘠。然区生之来,为求学也,地瘠何畏?此但言其不畏险远耳。且丘陵虎豹,江流沦溺,亦与贫瘠无关。
廉利侔剑戟:廉,稜角;利,锐利;侔,相等;剑戟,古代兵器,剑两刃,戟三锋。此指阳山江中之石利如剑戟。
篁竹:篁是竹的通称。一说,篁,竹林。
鸟言夷面:鸟言,说话像鸟叫,难懂。韩愈是河南人,乍来阳山,语言不通,看来并非有意诋毁。夷面,是说相貌和中土人不同。古代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此处把阳山人说成“夷面”,含有明显的鄙视之意。
奉期约:奉,接受、遵守;期,期限;约,规约。例如征收夏税秋税都有一定的期限,以及其他规定要百姓遵守等等。
挐舟:划船、撑船。司马彪云:“挐,桡也,音饶。”船桨,用作动词,用桨划船。
宾阶:西阶。古时接客之礼,宾从西阶上,主从东阶上。
跫:行人脚步声。全句是说:巡行于故墓间的人,满目荒凉,听到别人的脚步声,认为有了同伴,便觉欢喜。
翳嘉林:翳,隐蔽;嘉林,美好的林木。这是说在林下乘凉。
石矶:水中或水旁的岩石。阳山有韩愈当年的钓矶。
岁之初吉:指农历正月。
识:记。序以识别,作序以记离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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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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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敌,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