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岁在壬午，余与晦木泽望入四明，自雪窦返至过云。雰霭淟浊，蒸满山谷，云乱不飞，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烛，雾露沾衣，岚寒折骨，相视褫气。呼嗟咽续，忽尔冥霁地表。云敛天末，万物改观，浩然目夺。小草珠圆，长条玉洁，珑松插于幽篁，缨络缠于萝阙。琮俯仰，金奏石搏。虽一叶一茎之微，亦莫不冰缠而雾结。余愕眙而叹曰：“此非所谓木冰乎？春秋书之，五行志之，奈何当吾地而有此异也？”言未卒，有居僧笑于傍曰：“是奚足异？山中苦寒，才入冬月，风起云落，即冻飘山，以故霜雪常积也。”

　　盖其地当万山之中，嚣尘沸响，扃人间。屯烟佛照，无殊阴火之潜，故为葕阳之所不入。去平原一万八千丈，刚风疾轮，侵铄心骨。南箕哆口，飞廉弭节；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为勃郁烦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转，蛟螭蠖蛰，山鬼窈窕，腥风之冲动，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阴崖冱穴，聚雹堆冰，故为玄冥之所长驾；群峰灌顶，北斗堕脅，藜蓬臭蔚，虽焦原竭泽，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为曜灵之所割匿。且其怪松入枫，礜石罔草，碎碑埋甎，枯胔碧骨，皆足以兴吐云雨。而仙宫神治，山岳炳灵，高僧悬记，冶鸟木客，窅崒幽深。其气皆敛而不扬，故恒寒而无燠。

　　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听命于造化之地；同一过忒，有无关于吉凶之占。居其间者，亦岂无凌峰掘药，高言畸行，无与于人世治乱之数者乎？”余方龃龉世度，将欲过而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