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鹳雀楼西边有百尺桅樯,汀洲上高耸入云的树木一片茫茫。
汉家乐奏犹如逝去的流水,魏国山河也已经半入夕阳。
往事过千年尚遗憾时间过得快,忧愁到来一天也觉得太长。
战乱中更激起思念家乡的情感,远望楼前景色已非春天不免自我感伤。
注释
同:犹“和”,酬和。崔邠(bīn):唐代诗人。字处仁,清河武城人。鹳(guàn)雀楼:唐代河中府的名胜。北周宇文护所建,楼高三层,原在山西蒲州府西南(今永济县),前瞻中条山,下瞰大河。因鹳雀常栖息其上而得名。后为河水冲没。
西:一作“南”,一作“前”。
汀洲:水中小洲。
箫鼓:箫与鼓。泛指乐奏。
千年:极言时间久远。
魏国山河:指大好河山。
为:一作“知”。
风烟:一作“风尘”。起:一作“是”。思归:一作“思乡”。
远目: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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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蜂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李益(约750—约830), 唐代诗人,字君虞,祖籍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769)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建中四年(783)登书判拔萃科。因仕途失意,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以边塞诗作名世,擅长绝句,尤其工于七绝。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