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长安城中大雪纷纷,鸟雀迷途难以互寻。
富贵人家并不怕冷,椒泥涂墙壁香又匀。
朱门处处烧着红炉,四周放下重重罗帐。
席上奏起玄妙乐曲,玉液琼浆斟满杯子。
室内饮宴室外大雪,人人困倦汗洒满身。
哪知城中饥寒的人,手脚冻裂苦苦呻吟。
注释
难相觅:指鸟雀互相难以寻觅。
椒:植物名,其籽实有香味,封建社会,富贵人家常以椒末和泥涂抹墙壁,取其温暖芳香。泥:用如动词,以泥涂抹。
爇(ruò):烧。
幂:幂本作“巾”字解,这里与“幕”字相同,诗人可能是为了押韵而用了“幂”字。
金丝:泛指乐器。丝,丝弦。金,形容丝弦的贵重。
蘸甲:古人饮宴,酒要斟满,举杯喝酒时,指甲能沾到酒,这里的“蘸甲”指斟满酒。
醉唱玉尘飞:室内饮宴欲舞,室外大雪飞扬,一说:席上歌者吟唱大雪纷飞的景象,亦通。玉尘,指雪。
困融:愧倦,懒散。香汗滴:指歌者舞者滴洒香汗。
岂知:哪里知道。
皴(cūn):皮肤因受冻而开裂。
参考资料:
张孜生当唐末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懿宗、僖宗时代。他写过一些抨击时政、反映社会现实的篇,遭到当权者的追捕,被迫改名换姓,渡淮南逃。他的诗大都散佚,仅存的就是这一首《雪诗》。
诗分三层:头两句为一层,点明时间、地点、环境;中八句为一层,揭露了“豪贵家”征歌逐舞的豪奢生活;后两句为一层,写“饥寒人”的贫苦。
诗以“长安”开头,表明所写的内容是唐朝京都的见闻。“大雪天”,说明季节、天气。雪大的程度,诗人形象地用“鸟雀难相觅”来说明。大雪纷飞,迷茫一片,连鸟雀也迷失了方向,真是冰天雪地的景象。这就为后面的描写、对比安排了特定环境。
以下,以“其中”二字过渡,从大雪天的迷茫景象写到大雪天“豪贵家”的享乐生活。“捣椒泥四壁”,是把花椒捣碎,与泥混合,涂抹房屋四壁。汉未央宫有椒房殿,乃皇后所居之室。这里写“豪贵家”以椒泥房,可以想见室内的温暖、芳香下华丽。
“到处爇红炉”两句,写室内的陈设。既然是“豪贵家”,他们陈设之富丽,器物之精美,自不待言,但诗中一一撇开,仅选择了“红炉”“罗幂”两件设施。“红炉”可以驱寒,“罗幂”用以挡风。红炉“爇(燃烧)”而“到处”,言其多也;罗幂“下”而“周回(周围)”,言其密也。这表明室外雪再大,风再猛,天再寒,而椒房之内,仍然春光融融一片。
“暖手调金丝”四句,写“豪贵家”征歌逐舞、酣饮狂欢的筵席场面:歌女们温软的纤手弹奏着迷人的乐曲,姬妾们斟上一杯杯琼浆美酒。室外雪花纷飞狂舞,室内人们也在醉歌狂舞,直至人疲身倦,歌舞仍然无休无止,一滴滴香汗从佳人们的俊脸上流淌下来。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手脚生皴劈”,写“饥寒人”的手脚因受冻裂开了口子。这两句扣住大雪天“鸟雀难相觅”这一特定环境,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这大雪飞扬、地冻天寒的日子里,“饥寒人”还在劳作不已,为生活而奔走,为生存而挣扎。这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岂知”,很有份量,不仅是责问,简直是痛斥。作者愤怒之情,表露无遗。
全诗采用对比的手法。诗人先写出长安城大雪纷飞的特定环境,再通过对在这一特定环境中“豪贵家”与“饥寒人”生活的对比突出主题,使主题鲜明。这种对比,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和诗的内容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另外,诗人又采用了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常常采用的篇末点题的手法。从数量上讲,诗人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描写富贵人家的宴饮,以三幅图画表现豪门贵族的糜烂生活:富家椒房图、罗幂红炉图、弦歌宴饮图。而在篇末仅仅用了二句点出富贵人家的对立面——“饥寒人”的苦况,可以想见“讥寒人”在鸟雀都“难相觅”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情形,而这两句诗又赋予前八句诗以新义,指出“豪贵家”的奢侈享乐是建立在人民的贫苦的基础上,“豪贵家”的嘴脸也就更加可恶可僧了。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十分憎恶那些在大雪天歌舞宴饮的“豪贵家”,无情地揭露他们,诗人把自已的同情投给了那些在大雪天痛苦挣扎的“饥寒人”,吟咏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请命,为他们歌唱。
参考资料: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