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洛水悠远绵绵不息地流向远方,我气定神闲地驱马走在洛河长堤。
曙光微明,月挂西山,鹊鸟出林,寒蝉在初秋的野外晨风中嘶声噪鸣。
注释
洛堤:东都洛阳皇城外百官候朝处,因临洛水而名。
脉脉:原意指凝视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水流的悠远绵长状。广川:洛水。
历:经过。长洲:指洛堤。
曙:明亮。
参考资料:
此诗通过描写作者经过洛水河堤时的见闻观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显扬得意之情。全诗精于筹划,巧于抉择,各种自然景观巧妙组合,气度从容,艺术上极见功力。
这首诗是写他在东都洛阳皇城外等候入宫朝见时的情怀。唐初,百官上早朝没有待漏院可供休息,必须在破晓前赶到皇城外等候。东都洛阳的皇城,傍洛水,城门外是天津桥。唐代宫禁森严,天津桥入夜锁闭,断绝交通,到天明才开锁放行。因此上早朝的百官都在桥下洛堤上隔水等候放行入宫,宰相也须如此。不过宰相毕竟是百官之首,虽然一例等候洛堤,但气派自非他官可比。
诗的前二句写驱马沿洛堤来到皇城外等候。“广川”指洛水,“长洲”指洛堤。洛堤是官道,路面铺沙,以便车马通行,故喻称“长洲”。首句不仅以洛水即景起头,写洛水含情不语地流淌着;更是化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以男女喻君臣,透露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传达承恩得意的神气。因而接着写驱马洛堤,以一个“历”字,表现出一种心意悠然、镇定自若的风度。
后二句是即景抒怀。这是秋天的一个清晨,曙光微明,月挂西山,宿鸟出林,寒蝉嘶鸣,野外晨风吹来,秋意更盛。第三句写凌晨,化用了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原意是借夜景以忧虑天下士人不安,要礼贤下士以揽人心。
这里取其意而谓曙光已见,鹊飞报喜,表现出天下太平景象,又流露着自己执政治世的气魄。末句写秋意,用了陈朝张正见《赋得寒树晚蝉疏》:“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原意讽喻寒士失意不平,这里借以暗示在野失意者的不平之鸣,为这太平盛世带来噪音,而令这位宰相略有不安,稍露不悦。
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溢着显扬之气,流露出作者春风得意,倨傲、自荣的情态,真实地为这类得势当权的宫廷文人留下一幅生动写照。从艺术上看,这寥寥二十字,不只是“音韵清亮”,谐律上口,而且巧于构思,善于用事,精心修辞,使得意洋洋的神情毕现。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上官仪(608年-665年),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人,唐朝宰相、诗人,才女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早年曾出家为僧,后以进士及第,历任弘文馆直学士、秘书郎、起居郎、秘书少监、太子中舍人。他是初唐著名御用文人,常为皇帝起草诏书,并开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