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楚江笼罩在细细微雨里,建业城正敲响暮钟之时。
雨丝繁密船帆显得沉重,天色错暗鸟儿飞得迟缓。
长江流入海门深远不见,江边树木饱含雨滴润滋。
送别老朋友我情深无限,沾襟泪水像江面的雨丝。
注释
楚江:长江三峡以下至濡须口一段,古属楚国,称楚江。
海门:长江入海处,在今江苏省海门市。
建业:今南京市。
散丝:细雨,这里喻指流泪。
浦树:水边的树。
含滋:湿润,带着水汽。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送别诗。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深。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咏暮雨的送别诗。虽是微雨,却下得密,以致船帆涨饱了,鸟飞缓慢了。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深。下面的“深”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深,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深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深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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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生卒年不详),字义博,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官员、诗人,世称“韦苏州”“韦左司”“韦江州”。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因出任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