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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开门见山,直言本意,肯定并且强调诗歌所表现的是一匹非同寻常的好马。起句平直,实在没有多少诗味。
次句“房星本是星”,乍看起来像是重复第一句的意思。“房星”指马,句谓房星原是天上的星宿,也就是说这匹马本不是尘世间的凡物。如果这句的含义仅限于此,与首句几乎一模一样,那就犯了重沓的毛病。诗只四句,首句平平,次句又作了一次重复,那么这首诗就有一半索然无味,没有价值。但如细细咀嚼,便会发现第二句别有新意,只是意在言外,比较隐晦曲折。《晋书·天文志》中有这样一段话:“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它把“房星”和“王者”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说马的处境如何与王者的明暗、国家的治乱息息相关。既然马的素质好遭遇不好,那么,王者不明,政事不理的状况就不言可喻了。这是一种“渗透法”,通过曲折引申,使它所表达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字面的含义。
三、四句写马的形态和素质。如果说前二句主要是判断和推理,缺乏鲜明生动的形象,那么,后二句恰恰相反,它们绘声绘影,完全借助形象表情达意。李贺写诗,善于捕捉形象,“状难见之景如在目前”,这两句就是突出的例子。“瘦骨”写形,表现马的处境;“铜声”写质,反映马的素质。这匹马瘦骨嶙嶙,说明境遇不好。在常人的眼里,它不过是匹筋疲力尽的凡马,只有真正爱马并且善于相马的人,才不把它当作凡马看待。“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尽管它境遇恶劣,被折腾得不成样子,却仍然骨带铜声。“铜声”二字,读来浑厚凝重,有立体感。它所包含的意思也很丰富:铜声悦耳,表明器质精良,从而生动地显示了这匹马骨力坚劲的美好素质,使内在的东西外现为可闻、可见、可感、可知的物象。“素质”原很抽象,“声音”也比较难于捉摸,它们都是“虚”的东西。以虚写虚,而又要化虚为实,的确很不容易,而诗人只用了短短五个字就做到了,形象化技法之高妙,可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尤其可贵的是,诗歌通过写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诗人怀才不遇,景况凄凉,恰似这匹瘦马。他写马,不过是婉曲地表达出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
参考资料: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有双拒霜,独向君猷而开,坐客喜笑,以为非使君莫可当此花,故作是篇。
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
但看低昂烟雨里,不已。劝君休诉十分杯。更问尊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