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
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
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伤心千古,泪痕如洗。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
因思畴昔,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清谈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风景今如此。楚囚对泣何时已,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大破临安,南宋恭帝和后妃属员三千多人被俘北上,词人也未能幸免。词人对南宋朝廷的忠心,使他不幸仕于元,只好做了道士。词人因此而被释放,回到江南。这首词便是词人在得以南归后重游金陵所作。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佳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佳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佳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应该说是意味极为深长。
“因思畴昔”引领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铁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曾以铁索横江,作为防御工事,铁为抵挡东晋南下。哪知被晋将王烧断,致使天堑无凭,导土沦丧。羽扇障尘、角巾曰第、新亭对泣,出自于东晋士族代表人物王导,见于《世说新语》和《晋书。王导传》。“羽扇障尘”喻指南宋士大夫之不能戮力同心。王导与外戚庚亮共掌东晋大权,势力仲伯之间,一日大风扬尘,王导以扇拂之,说道:“元规(庚亮字)尘污人。”“角巾曰第”喻指南宋士大夫之不能以大事为重,传言庚亮将要带兵到他的治所来,有人便建议他暗中戒备,王导却说:“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曰乌衣,何所稍严!”(《世说新语。雅量》)角巾是便服,金陵的乌衣巷是王导私人第宅:“角巾私第”铁即辞官归家之铁。“新亭对泣”,《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里当是喻指南宋士大夫对时局危难而束手无策。汪元量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铁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作者自己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导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作者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
汪元量(1241~1317年后)南宋末诗人、词人、宫廷琴师。字大有,号水云,亦自号水云子、楚狂、江南倦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琳第三子。度宗时以善琴供奉宫掖。恭宗德祐二年(1276)临安陷,随三宫入燕。尝谒文天祥于狱中。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出家为道士,获南归,次年抵钱塘。后往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终老湖山。诗多纪国亡前后事,时人比之杜甫,有“诗史”之目,有《水云集》、《湖山类稿》。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