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一株柳树很茂盛,不要依傍去休息。帝王心思反覆多,不要和他太亲密。当初让我谋国政,而后受罚遭排挤。
一株柳树很茂盛,不要依傍寻阴凉。帝王心思反覆多,不要自己找祸殃。当初让我谋国政,如今放逐到远方。
鸟儿即使飞得高,还要依附在青天。那人心狠不可测,走到何处是极限?为何要我谋国政,反又突兀遭凶险?
注释
菀(yù):树木茂盛。
尚:庶几。
蹈:动,变化无常。
昵(nì):亲近。
俾(bǐ):使。靖:谋。
极:同“殛(jí)”,惩罚。
愒(qì):休息。
瘵(zhài):病。
迈:行,指放逐。
傅:至。
曷(hé):为什么。
矜(jīn):危。▲
《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有双关,呼告中有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有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这是一位大臣有功却获罪遭到流放,他心中充满怨恨,因而写了这首诗。
南阳县有杨二相公者,精于拳勇。能以两肩负两船而起,旗丁数百以篙刺之,篙所触处,寸寸折裂.以此名重一时,率其徒行教常州。每至演武场传授枪棒,观者如堵。忽一日,有卖蒜叟,龙钟伛偻,咳嗽不绝声,旁睨而揶揄之。众大骇,走告杨。杨大怒,招叟至前,以拳打砖墙,陷入尺许,傲之曰:“叟能如是乎?”叟曰:“君能打墙,不能打人。”杨愈怒骂曰:“老奴能受我打乎?打死勿怨!”叟笑曰:“垂死之年,能以一死成君之名,死亦何怨?”乃广约众人,写立誓劵。
令杨养息三日,老人自缚于树,解衣露腹。杨故取势于十步外,奋拳击之。老人寂然无声。但见杨双膝跪地,叩头曰:“晚生知罪了。”拔其拳,已夹入老人腹中,坚不可出,哀求良久,老人鼓腹纵之,已跌出一石桥外矣。
老人徐徐负蒜而归,卒不肯告人姓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