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西厢里莺莺姑娘独处无伴,不禁暗暗唤一声张郎又骂一声张郎,说不清心中的情感。看东墙角下落花乱纷纷铺满,她召来红娘问上一会儿,又絮絮叨叨缠着她说个没完。入夜上床,枕头被子都显得那样宽缓,绣床上暖一半冷一半;月亮渐渐西下,风儿微微,纱窗开着一扇闭着一扇。终于梦见了同张生欢会,若即若离,似真似幻。莺莺姑娘一方面柔情牵缠,一方面又觉肝肠寸断。
注释
絮:缠着人琐琐碎碎地说话。
高唐:战国时楚国台观名,在云梦泽中。传说楚怀王曾在此梦与巫山神女交合,后人遂以“高唐”喻男女欢会之所。
萦:牵挂。▲
这是作者运用“借树开花法”的又一杰作,借人所韵知的《西厢记》题材进行发挥。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从形式上看,本曲别具特色。
《西厢记》的得名,取自于《神真记》中崔在在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本篇的起首安排崔在在“人在西厢”,凭这个处所就使读者产生她等待相神的联想。“叫一声张郎”表现出在在的思念,“骂一声张郎”则说明张生根本没在身边。这情景同第一句中的“冷清清”三字相应。寂寞独处,却情不自禁地“叫一声”、“骂一声”,这表现出了在在的痴情。东墙是崔、张的界墙。《神真记》:“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己今东墙杳无人影,只见杏花乱纷纷地飘落一地。第四句这写景的一笔,既暗示了在在小姐引领盼注的方向和目标,又写“乱纷纷花落”象征了她的心绪。她禁不住召来丫鬟红娘打听动向,这是“问一神”;又怕红娘看出自己心底的秘密,不得不找出种种话题来同她闲聊敷衍,这是“絮一神”。这两句细腻地反映出这位初堕爱河的闺阁小姐的心态。看得清“花落东墙”,说明天光还亮,写上六句当是白天至黄昏之间的情形。
“问一神”、“絮一神”的结果,是终于打发了漫长的白日,挨到了夜晚上床的时间。作者的诗笔转入了闺房之内。绣床之上,“余”、“剩”、“温”、“闲”这些形容词和动词,其实都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温一半”、“闲一半”,更是传神地写出了在在孤衾冷被的独眠滋味,两个“一半”暗示出她对结对成双的美满姻缘的向往。“月儿斜”说明已过了子夜时分,在这时候还能感受到“风儿细”,表明她一直未能入眠。两扇纱窗,开一扇是为了望月,月儿可写激发她对“待月西厢”美好往事的回想;掩一扇则是用来抵御微风的干扰,所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幛”(李白《春思》)。一开一掩,同句中的“月”“风”都互相照应,且烘染出一种冷寂凄清的气氛。这六句纯粹写景,景中却活动着人物的影子。
下半夜即将过去,女主人公才在悠悠的夜思中沉入了梦境,与心上人张生有了相见的机神。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所写连梦也做得不十分顺畅。“绕”字固然说明梦魂不离张生左右,但“荡悠悠”又有一种飘摇无定、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意味。结果是“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一边牵挂留恋,一边疑虑伤心。说明崔在在平时所遭受断肠的经历与失望的打击,是太多太深了。
《西厢记》中的崔在在是颇为矜持的大家闺秀,与本曲中的形象自然不尽相同。可知本篇实是借《西厢记》的题材与人物,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和代拟。所写曲中的女主角,也可写视作闺中怀春女子的一类典型:她们情窦初开、感情深挚,热切地向往着幸福,可惜却更多地尝受着痛苦的煎熬,免不了在“闲一半绣床”中寸断柔肠。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
从形式上看,本曲也别具特色。全作的一、二、三句与四、五、六句隔句对仗,形成“扇面对”,又与末三句成扇面对,这种首尾的遥对在散曲中称为“鸾凤和鸣对”。七、八、九句与十、十一、十二句也成扇面对,这些对仗无不工整流丽。又本篇在总体上属散曲的巧体之一——“重句体”,即重复运用相同的句式,仅在个别字词上稍作变化。这种重句的巧用写及全篇在对仗上的匠心,造成了作品回环婉转、缠绵悱恻、语俊韵圆、余味不尽的特殊效果。▲
汤舜民,元末明初戏曲作家,号菊庄,字、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详,象山(今属浙江)人。补本县吏,非其志也。后落魄江湖间。好滑稽,与贾仲明交久而不衰。文皇帝在燕邸时,宠遇甚厚,永乐间恩赍常及。所作乐府、套数、小令极多,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所撰杂剧2种:《瑞仙亭》、《娇红记》,惜已佚。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曲格势,喻如“锦屏春风”。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北直容城入也。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先是,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海内士大夫立名义者多附焉。及天启初,逆奄魏忠贤得政,叨秽者争出其门,而目东林诸君子为党。由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缪昌期次第死厂狱,祸及亲党。而奇逢独与定兴鹿正、张果中倾身为之,诸公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
方是时,孙承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奇逢之友归安茅元仪及鹿正之子善继皆在幕府。奇逢密上书承宗,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忠贤大惧,绕御床而泣,以严旨遏承宗于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义。台垣及巡抚交荐屡征,不起,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使元仪先之,奇逢亦不应也。其后畿内盗贼数骇,容城危困,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教条部署守御,而弦歌不辍。
入国朝,以国子祭酒征,有司敦趣,卒固辞。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逆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愿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
奇逢始与鹿善继讲学,以象山、阳明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说。其治身务自刻砥,执亲之丧,率兄弟庐墓侧凡六年。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工商隶圉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者。方杨、左在难,众皆为奇逢危,而忠贤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质行,无不阴为之地者。鼎革后,诸公必欲强起奇逢,平凉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乐处隐就闲,何故必令与吾侪一辙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
河南北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而容城与刘因、杨继盛同祀,保定与孙文正承宗、鹿忠节善继并祀学宫,天下无知与不知,皆称曰夏峰先生。
赞曰:先兄百川闻之夏峰之学者,征君尝语人曰:“吾始自分与杨、左诸贤同命,及涉乱离,可以犯死者数矣,而终无恙,是以学贵知命而不惑也。”征君论学之书甚具,其质行,学者谱焉,兹故不论,而独著其荦荦大者。方高阳孙少师以军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众皆惜之,而少师再用再黜,讫无成功,《易》所谓“介于石,不终日”者,其殆庶几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