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弯弯的勾月悬挂在疏落的梧桐树上;夜阑人静,漏壶的水早已滴光了。有谁见到幽人独自往来,仿佛天边孤雁般飘渺的身影。
突然惊起又回过头来,心有怨恨却无人知情。挑遍了寒枝也不肯栖息,甘愿在沙洲忍受寂寞凄冷。
注释
漏断:即指深夜。漏,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即指深夜。
原题“黄州定惠寺寓居作”。
漏:指更漏而言。这里“漏断”不过说夜深罢了。
幽:《易·履卦》:“幽人贞吉”,其义为幽囚。引申为幽静、优雅。
孤鸿:张九龄《感遇》十二之四:“孤鸿海上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九:“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至换头但只说榴花。….“按两词均系泛咏,本未尝有”夜景“等题,多说鸿,多说石榴,既无所妨,亦未必因之而奇妙。胡评似未谛。
省:理解。“无人省“,犹言”无人识“。
或以为“拣尽寒枝“有语病,亦见注⑷所引同书同条。《稗海》本《野客丛书》:”观隋李元操《鸿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坡语岂无自邪?“此言固是。寒枝意广泛,又说”不肯栖“,本属无碍。此句亦有良禽择木而栖的意思。《左传》哀公十一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杜甫《遣愁》:”择木知幽鸟。“
末句一本作“枫落吴江冷“,全用唐人崔信明断句,且上下不接,恐非。
参考资料:
这是苏轼的一首名词《卜算子》。现在通行的各个版本的词选中都有一个小序:“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据史料记载,此词为公元1083年(神宗元丰六年)初作于黄州,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上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但内心深处的幽独与寂寞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首词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
上阕写的正是深夜院中所见的景色。“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漏”指古人计时用的漏壶:“漏断”即指深夜。在漏壶水尽,更深人静的时候,苏轼步出庭院,抬头望月,又是一个多么孤寂的夜晚呀!月儿似乎也知趣,从稀疏的桐树间透出清晖,像是挂在枝桠间。这两句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周围是那么宁静幽寂,在万物入梦的此刻,又有谁像自己这样在月光下孤寂地徘徊,就像是一只孤单飞过天穹的凄清的大雁呢?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像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物我同一,互为补充,使孤独的形象更具体感人。
下阕,更是把鸿与人同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是直写自己孤寂的心境。人孤独的时候,总会四顾,回头的寻觅,找到的是更多的孤独,“有恨无人省”,有谁能理解自己孤独的心呢?世无知音,孤苦难耐,情何以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在寒枝间飞来飞去,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度过这样寒冷的夜晚。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这首词的境界,确如黄庭坚所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作者“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对孤鸿和月夜环境背景的描写中,选景叙事均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现今一般以唐圭璋先生的注释为准,他认为此词上片写鸿见人,下片写人见鸿。此词借物比兴。人似飞鸿,飞鸿似人,非鸿非人,亦鸿亦人,人不掩鸿,鸿不掩人,人与鸿凝为一体,托鸿以见人。东坡又有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去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二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并韵》)比喻人生来去如鸿雁,代代往复,生生不已。但一个人的经历又像春梦一样,去而无踪,难以追怀。可以作为对照。这首词应该是有政治寄托的,周济论词主“有寄托”与“无寄托”之说,以为“非寄托不入”,而“专寄托则不出”。东坡此词能臻此境,在于“非因寄托而为是词”,乃“触发于弗克自己,流露于不自知”。这正是苏轼的才学,气度,思想的体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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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